清光绪十四年（1888），正值中法战后三年，广东南海人康有为（1858—1927）在京城第一次上皇帝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未达。1889年秋，康有为返回广东，光绪十六年（1890），在其广州祖居今越秀区大塘街云衢书屋讲学。康有为那时还未中举，而学海堂高材生陈千秋和已经中举的梁启超却甘拜门下。至年底，有学生20余人。1891年春，慕名来求学者越来越多，云衢书屋难以容纳，康有为遂租赁今中山四路长兴里邱氏书室正式开设学堂，名“长兴学舍”。光绪十八年（1892），康有为移讲堂于卫边街邝氏祠堂（在今广卫路与吉祥路相交处）。1893年，再迁广府学宫（今市一宫）内之仰高祠，并正式把学堂命名为“万木草堂”，寓培植万木为国家栋梁之意。康有为自任总教习、总监督，并亲题“万木草堂”匾额悬于堂上。从学者最多时达百余人。

    “万木草堂”教学内容兼及中西，“以孔学、佛学、宋明学（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强调“经世致用”“济世匡时”、培养关心国事的维新人才。康有为在今越秀区域讲学前后历时7年，戊戌变法前直接、间接从学康有为的各地学生约有千人，其中不少是后来维新运动中的骨干人物，最著名的是梁启超，此外还有麦孟华、徐勤、韩文举、梁朝杰、王觉任、龙泽厚等人。

    在此期间，康有为写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著作，成为维新运动的理论依据。从理论上否定“祖宗之法不可变”，论证维新变法的合理性并为之制造舆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实质上，是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梁启超誉之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

    清光绪二十年（1894）对日甲午海战，清廷一败涂地。1895年，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爆发“公车上书”事件（公车：代指举人进京应试。公车上书：指入京会试举子上书言事）。

    1985年，举人们在北京考完试，等待发榜。突然传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引发群情激愤。康有为写成《上今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十八行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二人领头，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上书被都察院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维新派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康有为成为一时风云人物，登上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丧失大量主权的厄运。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等报纸，宣传维新思想；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

    当时维新派的主要主张是：政治上，反对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开设议院；经济上，主张民办工商业；文化上，倡西学，兴学校，培养治国之人才；军事上，主张御外侮更重于防内患，设立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建立近代化军队，巩固国防。

    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人。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开始变法。此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史称“戊戌变法”，因仅历时103天，故又称“百日维新”。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变法失败。

    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转加拿大。梁启超逃至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被捕，随后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

    清廷随即下令查封万木草堂。10月17日，查封云衢书屋，康有为之藏书及文稿尽失，所著书尽行毁版。是月，又查封了康有为在花地之“康园”。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意义深远。首先，它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三年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有些改革甚至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其次，使不少知识分子由倾向维新转而倾向革命，成了革命党人。第三，使变法理论深入人心，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新式报刊书籍勃兴。这些都为13年后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文章出处：《越秀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