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谈天字码头，一般都说是始建于清雍正七年（1729）。其实天字码头乃始建于明代后期。

    据《大埔县志》记载：明代成化（1465—1488）初年，大埔县三河坝旧寨村有水上人李寿相与妻子逃荒来到广州城，投靠在梁家船上当船工。某年中秋节傍晚，李寿相正在船头撑篙，突然看到江上漂来一位溺水者。他急告船主。船主却叫他休管闲事。当时溺者越漂越近，李寿相看他还能挣扎，便毅然跃入水中，将他救起，并背他到蓬寮家中取暖。翌晨，溺者自称是省城富商陈家之子，因游江赏月不慎溺水。为报救命之恩，陈公子送了李寿相1200两银子，并且世相交往。李寿相有了这笔巨款，便自购船只，在各码头间奔波经营。数年后，有船只20多艘，拥资逾万。他觉得在省城珠江岸边没有一个专供装卸的大码头，很不方便，于是独资在城南江边建了一个码头，取名“天字码头”。

    民国《广东通志未成稿》（1935年）对此这样记述：“明代省垣未有码头，时有埔（大埔）人李寿相操船业，广行善事，独主筑码头，现永汉南路天字码头即其遗址。”

    文中称“现永汉南路（今北京路南段）天字码头即其遗址”，有误。

    李寿相建天字码头时，民国时的“永汉南路天字码头”所在处，即今天字码头一带，还不是陆地，而是一片珠水。那时该地的江岸线是在今北京路与接官亭（巷名）相交处以北。最早的天字码头就建在那里，而码头所在地方是当时广州城外南面的一个沙洲岛（太平沙），岛南面是珠江，东西北三面均是宽阔的水道（这水道直到民国时才最后淤积成陆，见1918年《广州市图》及其他民国时广州市图）。直至明代时，才开始有人在这太平沙洲岛上开垦耕作。明嘉靖末年（1566）筑成新南城，其南城墙在今泰康路、万福路一线，这个大沙洲岛仍是在城外，与新南城的南城墙隔着一条宽阔的水道。明末清初，诗人陈恭尹为沙洲上的一座牌坊题写了“太平烟浒”四字，这个沙洲岛以后才被人称作太平沙，这也就是今太平沙得名的由来。

    据此，寿相在太平沙南端建码头时，只是把该地作为一个临时堆放货物的地方。码头建得怎样，今已无从考究，但肯定规模不大，且是木构。

    码头名“天字”，乃源于《千字文》。古人编排号数，多以童蒙之书《千字文》来排序，《千字文》第一句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天”字排在首位，有“第一”和“最大”的含义。

    天字码头的名字后来为官府所承认。在修成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的《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八·桥梁》中有记载：“天字马头，正南门外。”（马头即码头。在古籍中多写作马头。明代正南门在今北京路与文明路相交处，清代时名大南门）。绘成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的《广州府舆图》亦明确绘出天字码头所在。康熙十二年《广州府志》并有记载：“天字桥，在正南门外。”天字桥就是自天字码头到江岸的引桥。这些都可证天字码头并非始建于清雍正七年（1729），码头原址更非在现今天字码头所在处。清道光《广东通志》亦载：“天字马头桥，在正南门外。”由此可知，清代时天字码头的建造形式是码头向南伸出江中，其北有一引桥至江岸，称天字桥或天字马头桥。这种码头在今乡间仍可见到。

    明代天字码头初建时，是在今北京路与接官亭（巷名）相交处以北。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江岸淤积，太平沙岛南岸逐渐往南推移，到清雍正年时（1723—1735），江岸已南移至今接官亭以南，李寿相原来修建的码头已不在江岸，因此已废用或不存。

    雍正七年（1729），官府在此处江岸重建码头，仍名天字码头，最初的私人码头也从此成了官府码头。故址约在今北京路与接官亭相交处附近南侧，当时是在太平沙岛的南端（清乾隆《广州府志·广州府城郭图》）

    这个官府码头专用于迎送过往官员进出广东省城，故在其附近又修建了日近亭（日，喻皇上，官员于京师面圣而来，故称“日近”）、炮房等附属建筑。雍正九年（1731）《广东通志·公署志》载：“日近亭，郭外公所。在天字马头。雍正七年，布政使王士俊修。”

    在地方志中，日近亭亦有写作“近日亭”。两名互见。乾隆《广州府志》作日近亭。道光二年《广东通志》称近日亭：“近日亭，雍正七年建，盖省城文武各官以候由京赴任之官上船时恭请圣安之所。”书中所附《广东省城图》亦标作近日亭。后又称“接官亭”。

    近日亭建时在江岸。清道光时，仍距江岸不远。据清道光二年（1822）《广东通志·广东省城图》的标示，约在今北京路与接官亭（巷名）相交处之东侧，此处亦应是当年天字码头所在，即江岸所在。

    当时离、赴任之官员水路进出广州皆经大南门到接官亭迎送。

    当年官员在天字码头上岸，北行过太平沙岛与北岸相连之桥入城（此桥故址约在今北京路与麦栏街相交处北侧）。随着珠江北岸的向南推移，接官亭没有变动，而天字码头则向南迁移。18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查禁鸦片，即自天字码头上岸进城，不过当年的天字码头已非初建时的天字码头，更非现在的天字码头。从清咸丰朝（1851—1861）《广东省城图》可见，那时的天字码头距接官亭已有一段距离。当在今北京路跟八旗二马路相交处以北。

    在接官亭东侧。今接官亭巷西段北侧。建有天后庙，当建于清代前期或中期，因当时此地南距珠江江岸不远，渔民建庙以祈风平浪静。庙至民国前期尚存。后废不存。庙址早已为楼房，全无痕迹。

    在清咸丰年间洋人所绘的《广东省城图》上，近日亭标作“接官亭”，可知这称谓已被广泛认同；对天字码头则用英文标注Mandarin Landing，意为“官吏码头”。位置约在今北京路跟八旗二马路相交处北侧。

    据该图标示，接官亭当时距江岸已有一段距离，但亭被标在今北京路的西面，则可能是误标，因为官吏在天字码头上岸，必走码头东侧的仓前街进城，没有道理绕一个大弯，走码头西面的大巷口（街巷名）再北折进城，即接官亭不可能建于码头西面。清道光年林则徐来广州禁烟，便是走码头东侧的仓前街进城。清末李沛基炸死来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也是在仓前街下手。

以后随着珠江北岸的逐渐向南推移，天字码头亦逐渐向南迁建。接官亭直到民国前期尚存。1918年《广州市图》标出它在天字码头的北面（稍偏西）。后来此地辟建永汉南路（今北京路南段），亭才被拆去不存，亭址成了路面。亭所在街巷以亭名命名，即接官亭巷，今尚存其东段。

    在接官亭的东北侧设炮房，专门贮放迎接官员来往时鸣放的礼炮。这炮房在民国后才废置，所在街巷名炮房巷。至今仍存其中一段。

    天字码头重建前后，官府在此地修建了粮仓正南仓、中南仓。

    清代时，天字码头在广州城外，而布政司、广州府等众多官署，则在今中山路与北京路相交处以北一带。新官上任，于天字码头登岸，早已在此守候的当地官员上前相迎，一时间鼓乐齐奏，礼炮轰鸣，罗伞如林，冠盖如云，热闹非常。经过一番仪式，新官先到接官亭略事休息，然后排列仪仗，浩浩荡荡，北行过永清门（今北京路和万福路、泰康路相交处）入城。官员卸任，则要在接官亭“恭请圣安”，然后再在天字码头上船离去。

    此外，天字码头还是宣读圣旨之处。据《续纂大清通礼》载是这样的：“恭遇钦颁诏书，及朝使恭赍诏书至，本地官员衣朝衣，具龙亭、彩舆、仪仗、鼓乐出郭外日近亭肃迎。朝使捧诏书置龙亭中，南向，朝使立于亭东，本地官员北向行三跪九叩头礼。众官及鼓乐前导，朝使随亭后，行至公庭门外，众官先趋入，文武分东西序立，候龙亭至公庭中，朝使立龙亭之东，西向，赞礼官通赞序班，文官在东，武官在西，乐作，行三跪九叩头礼。朝使捧诏书授宣诏官复位立，宣诏官跪接，登台，展诏官二人从升，均西向，展诏书宣读，讫，复于案，皆降众听。赞复行三跪九叩首礼如初。三品以上官跪请圣安，退。朝使以诏书授督抚，恭镌誊黄，颁学政关部三司道府，转颁所属州县厅将军提镇协参，转颁所属营汛，至日宣布军民。”

    另外，清人小说《蜃楼志》记载：“忽报马头到了两位钦差，各省官员都于（广州）天字马头接候……到了驿亭，两位钦差已经上岸，南面而立。各官都行九叩头礼俯伏听宣。钦差高捧诏书开读：‘奉上谕……’各官三呼谢恩……”可以想见当年在天字码头宣读圣旨的情形。

    自雍正年重建天字码头后，此处江岸继续南移，而码头从来没有弃用；也就是说，码头是随着江岸的南移而南移，因江岸逐渐淤浅，原建码头渐不能用，就又新建一个。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广州府志·广州府城郭图》没有标出天字码头，有可能是漏标，也有可能是旧码头已废而新码头未建。当时广州的粮仓正南仓、中南仓都在天字码头，此处即为省粮道水上寄运暂贮之所。

    同治（1862—1874）前后，天字码头已非官府专用码头，民用船只亦停泊于天字码头，而且是广州当年最多航线的民用船只停泊处。清同治十年《番禺县志·津渡·捕属》记载：“天字马头往新安香港渡，凡五。天字马头往新安长洲大澳渡。天字马头往东莞太平渡，凡二。天字马头往河南渡。”清同治《广州府志》载：“清远大宁沙渡、新沙渡、石角渡、横潭渡，俱在万寿亭。”民国《广州城坊志》认为这万寿亭即近日亭。可见亭就建在江岸。清同治十年《番禺县志·津渡·捕属》亦载：“万寿亭往清远横潭大宁沙渡二。万寿亭往清远横潭新沙渡。万寿亭往清远石角渡。万寿亭往横潭渡二。”

    到清末期时，此处江岸已南移至今沿江中路一线北侧，当时的天字码头大致就建在今天北京路跟沿江中路相交处的路面位置上（见清光绪《广东省城内外全图》）。而当时官府已准备修筑这条沿江马路（今沿江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两广总督张之洞沿江筑长堤近400米（120丈），是为广州筑马路之始。当时往来香港、长洲、东莞、珠江南岸的船只都在天字码头停泊。

清末经济发展，人口剧增，江岸淤积甚速，到民国前期，码头再南移，大约已建于今天天字码头的位置（见1918年《广州市图》），其北侧的马路，乃1920年人工筑堤时建，称南堤大马路（今南堤二马路即因是南堤大马路北侧的第二条横路而得名），即今沿江中路。此堤岸之修筑，有效地延缓了江岸的淤积，查阅多种民国时期出版的广州市图（如1932年《广州市马路路线图》、1947年《再新大广州市马路图》、1949年5月再版《新广州市街道详图》等），可见该处江岸基本固定，而天字码头的位置亦基本没变。

    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字码头并非民国时建的码头。民国天字码头乃用木桩作基，木走桥，一个不大的平台，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已甚残破。平台两侧，是两条通到水里的阶梯；没有水排，上下船要用跳板。民国后期的天字码头主要用于湾泊货船、垃圾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码头被陆续改造，天字码头被改建为水泥台，1964年，建为砖石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416.7平方米。设活动桥两座，钢浮排两个。1980年再次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改建后，长60米，宽11米，高5米，２１世纪初的候船厅便是当年的建筑物。

    1995年，码头曾再次改建。1998年，天字码头重新装修。其中发生在天字码头的两件大事现被刻成浮雕分别嵌于码头大门两边的墙上。一件是清道光时钦差大臣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查禁鸦片，自天字码头上岸进城。当时粤府官员的迎接场面甚为隆重。后来林则徐被革职，亦由此下船离粤，官民相送之场面甚为悲壮。一件是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将叶举炮击越秀山总统府，孙中山化装出走，在天字码头登上军舰。

（资料来源：《越秀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