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越秀区面积33.8平方公里，现有31处红色革命遗址，124个红色旅游资源点，从素波巷小红楼、团一大广场到中共三大会址、农讲所，这些红色地标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广州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历程。

穿过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繁华的商圈，转入昌兴街，便能看见新青年社旧址——昌兴街26号、28号。与之相距不远的街口处，是越秀区在旧址暂不具备活化利用条件下，在全市率先采用“原址正常使用、异地策展”的方式创新打造的新青年创享社。两者同根同源，创享社的设立正是对旧址历史价值的当代延伸。

新青年社旧址不仅是《新青年》南迁广州的见证，更铭刻着早期共产主义先驱为探索中国出路而孜孜以求的赤诚之心。

1921年4月，因被上海法国巡捕房查封，新青年社南迁广州。新青年社迁到广州的当天，《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出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南方的深入发展。

“一馆一物一记忆”（第三季）首期就带您走进新青年创享社，追溯《新青年》与广州独特的历史渊源。

《新青年》杂志社迁至昌兴街

新青年创享社内，《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复印件）静静地挂在展墙上，带领我们穿越百年革命烽火，看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来时路。

1921年2月，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突然闯入新青年社，一番翻箱倒柜后，大量书籍被悉数没收，杂志社终以“言辞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之名被强行查封。当时《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稿件已在上海排好版，却遭全部搜抄。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陈独秀果断决定南下：“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

于是，《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租界的封锁中突围，一路向南，辗转迁至广州。

迁址当天，陈独秀已在广州。他于1920年12月应陈炯明邀请，来穗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而就在《新青年》南迁数月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虽未出席一大，却通过这份迁至广州的刊物，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铺就了思想与舆论的基石。

以刊为犁，在南粤扎根

《新青年》迁至广州后，办刊方向发生了深刻转变。如果说此前的新文化运动尚带有资产阶级启蒙的色彩，那么南迁后的《新青年》则更加鲜明地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当时无政府主义在广州传播早于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大，陈独秀通过在广州出版的《新青年》以及《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等刊物发表系列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一批受蒙骗的青年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此后，《新青年》在广州几经起伏，1924年12月再度停刊，1925年4月复刊改为不定期刊，至1926年7月出版最后一期。从1921年4月刊社迁至广州到1926年7月停刊，《新青年》在广州共出版了五年多，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大革命的全过程。

从上海到广州，从渔阳里的石库门到昌兴街的小楼，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凝视展墙上这份复印件，仿佛看见《新青年》的星星之火在珠江河畔燎原，听见先驱们和“新青年”的呐喊。那是思想落地的声音，是宣言变成行动的前奏。

“英特纳雄耐尔”的呐喊

2025年3月25日，随着一曲《如愿》，位于中山五路昌兴街2号、4号的新青年创享社正式开放。“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优美的歌声不仅传递着守护今日盛世的心愿，更是新时代青年对百年前先驱的深情回应。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瞿秋白没有把它译成“国际主义”，他留下了一个音译词，意在让国人在唱到此处时，能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同一声响。

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期间，代表们在广州唱响这首歌；1927年广州起义中，它又成了战斗的号角。从昌兴街的编辑部到街头巷尾的工人夜校，从一个人的笔尖到千万人的合唱，“英特纳雄耐尔”从来不只是歌词，更是一场未曾落幕的革命回响。

今天，当参观者在新青年创享社里浏览复刻版《新青年》刊物，当年轻人在融合红色文化的书咖区前驻足拍照，那穿越百年的歌声并未止息。

《新青年》南迁广州的故事，不只是印刷机上的油墨和纸张上的铅字，更是一段思想扎根、信仰生长的历史。旧址无声，创享发声。走进新青年创享社，触摸这些文物，便是与百年前那群青年最真切的对话。